判斷稅負高低對企業利潤的影響，不能簡單地用公式推算，需考慮政策變化對企業經營規模產生的良性影響。本次“營改增”屬于稅收制度的戰略調整，給市場帶來經營結構調整，其減稅效應，使第二、第三產業更加緊密地融合。應該看到，“營改增”給市場環境帶來了諸多良性改變，包括企業收入規模的增長、毛利的增加，效益的提高等。

　　為說明這一問題，筆者提出以下假設：企業經營收入增加，而可抵扣固定成本并未隨收入增加而改變，那么企業總的可抵扣成本占收入比例將下降。當可抵扣成本占收入比例低于稅負平衡點時，雖然稅負上升，但利潤絕對值是增加的。例如，某運輸企業收入1100萬元，可抵扣成本523.16萬（其中折舊200萬，稅率為17%），可抵扣成本占收入比例為47.56%（稅負平衡點）。經測算，稅負為3%，實現利潤243.84萬元。假設企業增加收入200萬元，其他條件不變，那么可抵扣成本占收入比例為40.24%。經測算，企業需要繳納增值稅52.81萬元，增值稅稅負為4.06%，高于原營業稅稅負，而利潤為424.03萬元，比稅負平衡點對應的利潤多180.19萬元。

　　可以看出，稅負增加，不一定導致企業效益的降低。“營改增”后，由于經營環境發生良性改變，經濟規模擴大，對稅負高低應該作綜合評判。

　　也正因為此，目前實行的超稅負退稅政策，應充分考慮企業經營行為等相關條件，不能簡單地按照“超”稅負計算退稅。

　　對那些可通過改變經營方式，擴大收入規模，提高毛利率，降低稅負的企業，在實際工作中是否適用超稅負退稅政策值得思考。而對普遍無法達到平均進項稅稅率所對應的稅負平衡點的企業，應考慮其設備法定折舊攤銷年限因素的影響。對法定年限內尚未攤銷完畢的企業，在攤銷時期內可給予退稅政策扶持。對實行“營改增”后折舊已按法定年限攤銷完畢的企業，由于“營改增”后毛利將明顯增加，如果給予超稅負退稅，實際上是將原不能抵扣的稅金予以退還。那么，是否應給予此類企業超稅負退稅也值得思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