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周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再談創業，而且專門強調了支持農民工等人員返鄉創業政策，下一步還將落實農民工等人員返鄉創業定向減稅和普遍性降費措施，對創業擔保貸款財政按規定給予貼息。另外還將返鄉創業較為集中地區探索發行中小微企業集合債券等，鼓勵銀行加大信貸支持和服務等。

“減稅降費”是政府簡政放權在社會經濟領域的深化和體現，也是今年以來政府工作的“主色調”。3月15日全國兩會閉幕的總理記者會上，李克強就再次重申，要進一步減稅降費，讓相關企業輕裝前進。今年以來的多次國務院常務會議都研究并出臺了有關對企業“減稅降費”的舉措，這些也都是這一政策舉措逐步深化和推進的標志。

然而，“減稅降費”畢竟關涉地方政府的直接利益，甚至被一些媒體形象地稱為“割肉”。政府要從過去“收得多”、“管得多”的思維定勢上轉換出來，非一日之功。因此對于中央政府明確的“減稅降費”舉措的重要性需要認識認識再認識，深化深化再深化。從不懂到懂得，從不樂意到積極，須完成根本性轉變。而如何推進減稅降費，讓企業得實惠、民眾得福祉，在筆者看來須經過一個“三部曲”式的漸進深化過程。

“減稅降費”實際意義在于，有助于培植稅源。清代思想家魏源認為：善賦民者，譬植柳乎！薪其枝葉，而培其本根；不善賦民者，譬剪韭乎！日剪一畦，不罄不止。簡單說就是“收費”或“稅收”，帶有“放水養魚”的屬性，稅費并非收得越多越高，對于政府和社會越有利。稅費講究適當（當然不能完全沒有），即要讓企業承擔必要的社會責任和社會義務，又不能制約和影響到企業發展、生產積極性和市場活力。如何“拿捏”這一標準，不能僅靠中央政府的“一紙通知”，因為，在具體執行過程中，各地方情況不一，企業現狀不一，不能“全盤照搬”。因此，各地政府不僅要從根本上認識到“減稅降費”根本意義和功用，更要深入研究和領會，這一新興的政府管理模式的核心要義。無法準確理解它，就無法準確把握它，政策在執行過程中難免偏頗。這是所謂的奏好“三部曲”中的第一部曲。

第二部就是“如何減”的問題。宏觀性政策確定之后，在執行和落實上要有具體的標準，否則將是空談。今年2月25日，國務院常務會議給全國民眾尤其是小微企業送上了“大紅包”：決定將失業保險費率由3％降至2％；從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，將享受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小微企業范圍，由年應納稅所得額10萬元以內（含10萬元）擴大到20萬元以內（含20萬元），按20％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；從2015年4月1日起，將已試點個人以股權、不動產、技術發明成果等非貨幣性資產進行投資的實際收益，由一次性納稅改為分期納稅優惠政策推廣到全國。失業保險率“降低”繳納標準，就是一個實實在在惠及社會的福利性行動，在其他稅費領域也是如此。將不該收或可以不收的“費”取消，將影響企業經營的高額稅收比例降下來，就是“減稅降費”的具體化操作。然而，唱響“減稅降費”可不僅僅是“出臺標準”一樁事情。這些“標準”能落實到地方嗎？地方政府“舍得”降和取消嗎？這里面“水”可能更深、工作量更大。近年來，在涉及民生利益的“簡政放權”事項上，陽奉陰違者不少，當“歪嘴和尚”者也不少。前段時間，李克強總理痛批“處長現象”，稱“當時你們部長們都來開會了，會上都沒有不同意見，現在難道還需要幾個處長來‘把關’？”可見政策推行的“梗阻”疏通之難。能不能唱好“減稅降費”之曲，且唱出實效，須出臺后續的監管標準、監查監辦標準，并且要明確“違令”的追究機制。

其三，給企業“減稅降費”是目的，又不是唯一的和最終目的。政府出臺“減稅降費”政策的最終目的是搞活經濟，解決和適應經濟“新常態”下出現的新問題，尤其是要通過企業這個“抓手”，通過“減稅降費”最終實現穩增長、調結構、惠民生。那么，僅僅惠及企業還是遠遠不夠的。“減稅降費”不僅要惠及現有的企業（創業者），還要通過“減稅降費”手段吸引更多的人參與創業，激發更多的社會活力、創業熱情，真正形成大眾創業、萬眾創新的社會大局面。在我看來，“減稅降費”其實只是一根“杠桿”，撬動的是社會活力，影響的將是億萬公眾和未來可能進入市場的億萬創新主體。由此而言，這個“第三部曲”的價值更大。